設為首頁
 加入收藏
 電子郵件
熱點關注
站內搜索


合作網站
首頁 > 文章導讀
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的原因剖析與治理對策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項目編號:17BGL060);西安科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項目(項目編號:GJY-2019-YB-11)。

 

 

張洽(副教授)(西安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陜西西安 710054)

【摘要】  近年來,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案件不斷曝光,影響惡劣。文章分析了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的特點及原因,并基于控制權配置理論對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問題提出治理對策。研究結論有利于在深化改革背景下優化企業控制權配置機制,建立健全社會監督機制,改善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問題。

【關鍵詞】   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

【中圖分類號】  F2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5812202010-0027-04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國的反腐力度不減,持續保持高壓態勢。加強反腐倡廉建設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主導作用,是市場的中堅力量。但是隨著國有企業的發展壯大,權力尋租問題日漸突出。近年來,國有企業一把手權力尋租案件接連曝光,不乏一些知名企業牽涉其中。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問題,一方面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另一方面加劇了社會矛盾,可以說,治理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問題已刻不容緩。

本文對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的原因進行了剖析,除了主觀因素外,主要原因是國有企業所有權主體缺位,CEO權力過大而又缺乏監管。在這一層面上,本文立足于控制權配置角度對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問題和治理對策進行了探討。

 

二、文獻綜述

Jensen和Ruback(1983)從決策的角度把控制權分為“決策管理權”和“決策控制權”。潘清(2010)認為企業控制權是指為滿足控制、治理、經營管理企業的需要,對企業可支配的資產及資源進行決策。黃惠(2014)認為企業控制權的配置取決于股東、董事會、經理層這三大主體之間的權力分配與制衡。控制權配置對于企業經營管理來說很重要,不完善的控制權配置會誘發企業權力尋租問題(顏玉婷,2017)。可見,研究控制權配置問題對于治理權力尋租很有幫助。CEO控制權本應作為一種有效的激勵手段,但是某些CEO卻將權力看作攫取控制權私利的工具,進而引發權力尋租現象(代彬,2011)。CEO權力的集中會引發權力的濫用,進而造成權力尋租現象(徐細雄,2012)。國有企業CEO的權力較為集中,其獲取的私有收益越多,會更傾向于利用盈余管理操縱來獲取額外收入(權小鋒、吳世農、文芳,2010)。同時,在職消費也成為貨幣激勵的替代選擇(王曉文,2014)。

現如今我國企業存在控制權配置機制失靈問題,國有上市企業常常處于大股東和內部人的控制之下,從而引發權力的濫用。同時,由于信息不對稱和契約的不完備性,作為代理人的CEO,獲取控制權后更容易引發“塹壕”效應,可能會故意弱化董事會的監管,從而導致權力尋租空間的擴大(胡明霞等,2015)。

對于CEO權力尋租的治理,一方面需要約束激勵機制(李春紅,2008;佟偉,2005;許楠,2013),同時,監管機構需要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趙息、張西栓,2013)。還有學者認為CEO權力尋租的根本原因是公司治理缺陷,人才選聘、治理結構、監督控制、企業文化等任何一方面的不完善都會給CEO權力尋租提供機會(劉圻、陳曉艷,2016)。因此,優化股權結構、完善董事會約束機制、深入推進現代企業制度、加強企業內部控制是治理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的關鍵(芮淑丹,2015;周美華等,2015)。

 

三、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的現狀及特點分析

(一)我國企業權力尋租案件統計

1.權力尋租案件數量統計。本文選取2014—2017年我國企業犯罪案件數量,數據來自于北師大中國企業家犯罪預防研究中心出具的《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如下頁表1、圖1所示。

通過以上數據可以對2014—2017年間我國企業犯罪案件的數量有一個直觀的認識。與民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總體的犯罪案件數量較少,但是據有關數據顯示,2014年間國有企業的181例犯罪案件中,有關權力尋租的案件數量為134件,占到國有企業犯罪案件總量的74.03%,而2015年這個數據為84.61%,2016年為82.27%。而在民營企業中,2014年有關權力尋租的案件占到民營企業犯罪案件總量的29.26%,2015年占到40.31%,2016年占到35.2%。這說明權力尋租案件只占到民營企業犯罪案件的一少部分,但在國有企業中較為普遍。國有企業權力尋租案件頻發,并呈逐步上升趨勢。

2.涉案罪名統計。本文對國有企業CEO涉案罪名進行了統計,如表2所示。涉及最多的罪名是“受賄”,此外“貪污”“挪用公款”“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濫用職權”也是經常出現的罪名,“信用證詐騙”“為親友非法牟利”“職務侵占”“偷稅”罪名也有發生。

     

(二)權力尋租案件特點分析

1.“一把手”權力尋租成為重災區。如表3、圖2所示,縱觀近幾年發生的國有企業特大貪腐案件中,“董事長”“總經理”已成為貪腐的重災區,這與他們手中的權力有著分不開的關系,董事長及總經理掌握著企業的重大決策權、資源配置權,自然也就成為不法分子拉攏的對象,如果企業的內部控制及外部監督未能有效發揮作用,“一把手”很容易陷入貪腐的深淵。

2.“群蛀”現象明顯。一個人的權力及精力畢竟有限,有些國有企業的貪腐分子為了謀取更大的私利,往往拉幫結派,拉攏相關利益部門,企業內部人員從上到下相互勾結,結成利益共同體,侵吞國家資產,形成共同犯罪。因此,對國有企業貪腐分子的查處常常出現“揪出一個、帶出一窩”的現象。

3.涉案金額巨大。國有企業貪腐案件往往具有涉案金額大的特點。國有企業常常涉及到國家重要的經濟領域,流動資金體量巨大,而國有企業高管一般具有企業的資源配置權。因此,在內部控制及外部監督不健全的背景下,就給了貪腐分子可乘之機。近幾年來曝光的令人震驚的經濟犯罪案件,涉案金額巨大,給國家造成了巨大損失,也給社會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4.貪腐案件具有隱蔽性。隱蔽性體現在權力尋租手法的“高明”上,貪腐分子大多在國有企業改制時期,利用法律漏洞,混淆產權關系,模糊國企與私企的關系,實現對國有資產的侵吞,最后利用多重身份使其掌握的資源私有化,實現架空國有企業的目的,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貪腐分子違規轉移高收益業務、虛構虛增資本、違規進行管理層收購等行為,甚至為了便于收受賄賂,專門成立公司,以達到“洗錢”的目的,種種行為復雜多變,而目的是一致的,即利用違法行為謀取私利,此類案件呈現出“隱蔽化”的特點。

 

四、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的原因分析

(一)權力尋租的成本與收益函數分析

1.權力尋租的成本函數。

CV=CV1+CV2=f1(h,m,i)+f2(λ,b,x)           (1)

式中,CV1為交易成本,包括人力成本h、物力成本m和財力成本i,CV2為心理成本,主要取決于意識形態,由權力尋租行為被查處的概率λ、處罰強度b和自我良知譴責度x所決定。人們意識形態的差異形成了對λ、b和x的評價差異,具有較高層次意識形態的人往往道德素質較高,權力尋租的心理成本較高,相反,道德素質較低的人進行權力尋租的心理成本較低。

2.權力尋租的收益函數分析。收益函數包括能夠給經濟主體帶來正效用的一切因素。CEO需要的是多層次的物質基礎和精神滿足,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這些需求的滿足都能帶來正效用。物質需求主要滿足生理需要,屬于低層次需求,精神需求滿足精神需要,屬于高層次需求。一般而言,而擁有較高意識形態的人偏好于社交、尊重和自我實現等高層次的精神需求,擁有較低意識形態的群體更偏好于低層次的物質需求。因此,CEO權力尋租的收益函數為:

R=R1+R2=f1(m)+f2(s)           (2)

式中,m為物質方面的影響因素,s為精神方面的影響因素。

3.權力尋租行為成本與收益的權衡與比較。CEO對于權力尋租的收益與所付出的成本或承擔的風險會進行種種的權衡與比較,只有當權力尋租的收益大于權力尋租的成本時,即R>CV時,權力尋租才有發生的可能,即:

f1(m)+f2(s)>f1(h,m,i)+f2(λ,b,x)    (3)

國有企業CEO把國家賦予的權力和企業的財產作為尋租的工具,成本函數中的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和財力成本都不需要自己承擔,因此,CV1=f1(h,m,i)≈0。在心理成本方面,目前我國各項法律法規的執行力尚不健全,法律的監督和制約機制不夠完善,致使權力尋租行為被查處的概率λ較低,即使權力尋租的行為被發現,由于懲罰的力度b較小,對CEO權力尋租的威懾力不夠,因此,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的良知自遣度相對也較低,因此:

CV2=f2(λ,b,x)≈0

然而CEO權力尋租的收益R卻較高,成本與收益差距懸殊,作為理性經濟人的CEO會對預期收益和預期成本進行權衡,CEO權力尋租嚴重傾斜的成本與收益不等式是CEO權力尋租的必要前提和條件,也揭示了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的根源。

(二)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的原因剖析

1.個人私欲的膨脹及價值觀持續改造的缺失。某些國有企業CEO因為自身的能力和才華,在企業做出一些成績后,難免產生過度自信的情緒。同時,因為國有企業的特殊性,有些屬于壟斷性行業,這些行業的各個環節都“有利可圖”,難免會有不法分子心懷不軌,企圖腐蝕國有企業CEO。如今不法分子腐蝕領導干部的手段千變萬化,如:曲線行賄、向領導干部親屬行賄、打感情牌等,領導干部在這樣的攻勢之下容易放松警惕。

2.國有企業產權主體缺位,雙重代理問題嚴重。在現代企業制度中,股權比例是衡量股東對企業控制權的重要指標。《證券法》也明確規定企業改制中國有資產的折股比例必須高于65%,更是保證了在國有企業中國有股的優勢地位。然而國家作為國有股的實際掌控人,并不是一個實體,具有模糊性。因此國有企業產權主體實際上處于缺位狀態。由于存在雙重代理問題,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權力過多集中在CEO手中,容易導致CEO利用手中的權力尋租,損害國有企業利益。

3.薪酬管制下激勵機制失效。根據委托代理理論,CEO由于掌握了信息優勢,會產生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權力尋租行為。為降低代理沖突,股東會制定一套激勵約束制度,但當企業的激勵機制無法滿足其個人私欲時,CEO就有動機利用手中的權力“變權為錢”。我國國有企業CEO對企業具有絕對控制權,如果薪酬激勵機制不健全,則極有可能尋找替代性的激勵方式,如收受賄賂、挪用公款等。現有的薪酬管制使得國有企業CEO的薪酬沒有實現完全市場化,相較于民營企業CEO來說薪酬水平較低,權責不對等,激勵機制失效,客觀上造成了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以獲取私有收益。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過程是一個不斷放權讓利的過程,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推進,政府讓權程度加大,國有企業CEO的權力也相應增加,再加上“一言堂”等權力文化,內部控制形同虛設,進一步加劇了CEO們濫用職權貪污受賄的現象。

4.控制權配置不合理。國有企業CEO擁有很大權力,如重大決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項目安排、大額資金使用,以及包括工程項目、物資采購、產權交易、投資、借款、擔保等過程中的經營管理權。國有企業由于將控制權更多地配置給了CEO,CEO集經營、人、財、物等大權于一身,董事會、監事會會議決策往往流于表面,集體決策更是流于形式。

 

五、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問題的治理策略

(一)加強國有企業CEO思想道德建設

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個人思想道德水平落后,放松了對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持續改造,放松了黨性修養。黨組織應持續提升國有企業CEO的品德素養。國有企業CEO應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發揚艱苦奮斗精神,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在思想上杜絕權力尋租,在行動上嚴格遵守黨章黨規及企業規章制度等,全身心投入于事業當中,為企業的發展不懈奮斗。

(二)深化改革,構建現代企業制度

單靠制度的改變很難根除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問題,要從大環境著眼,緊隨中央的腳步,推進市場化改革。政企不分的現象在我國長期存在,從國有企業改制至今,雖然情況有所好轉,但是政府對企業的審批權以及人事管理權仍然有較大的控制權,給權力尋租的發生創造了條件。針對“政企不分”等現象,國家提出“簡政放權”,是政府逐步退出市場、放權于企業的重要標志。放權減少了行政審批環節的尋租空間,但也帶來了CEO權力增加、缺乏制衡的問題,因此,在“簡政放權”的背后,更要建立健全內外部監督機制,把對權力的監督作為重中之重。

(三)優化控制權配置機制

加強企業內部控制建設,制衡CEO權力。有效的內部控制可以使董事會、經理層、股東之間形成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關系,有效控制CEO權力,保證企業的良性發展。完善企業內部控制制度,首先應加強全體員工的內部控制意識。其次,構建完整的內部控制體系,體現在經營管理的各個環節:如審批、問責、審計、稽核等,把內部控制落實在方方面面。最后,落實董事會與監事會的執行力,同時堅持“三重一大”集體事項決策權,完善議事規則和決策程序,發揮職工代表大會的積極作用。

(四)建立健全社會監督機制

首先,完善國有資產監管制度。國有資產是指國家擁有的資產,所有權是全體人民,產權主體是國家。國家對國有資產的管理方式是委托特定的行政機關即國資委代理國家行使國有產權的權力,因此,國有資產管理會出現雙重代理問題。應加強政府審計和注冊會計師審計,加大審計深度與廣度,同時要落實企業信息公開制度,增強企業運行的透明度,有效實現企業內部的權力均衡,減少“內部人控制”問題,減少CEO權力尋租現象的發生。

 

六、結論

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問題不僅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更是使政府失去了公信力,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治理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問題刻不容緩。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論以及權力尋租理論為基礎,系統分析了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的現狀、原因,并基于控制權配置理論提出了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的治理對策。

本文從權力尋租的成本與收益函數分析、人私欲的膨脹及價值觀持續改造的缺失、國有企業產權主體缺位、雙重代理問題嚴重、薪酬管制下激勵機制的失效、控制權配置不合理、權力制衡失效等方面剖析了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的根源,并從加強國有企業CEO思想道德建設、構建現代企業制度、優化控制權配置機制、建立健全社會監督機制等方面提出了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的治理策略,有利于有效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優化國有企業治理。

 

 

 

【主要參考文獻】

[1]        Jensen M C,Ruback R S.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The Scientific Evide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1(01),1983:5-49.

[2]        潘清.中國國有企業控制權的權能配置研究[D].浙江工商大學,2010.

[3]        黃惠.控制權配置對企業高管權力尋租的影響研究[D].暨南大學,2014.

[4]        顏玉婷.控制權配置與上市公司高管行為相關性研究[J].科技經濟市場,2017,(02):113-115.

[5]        代彬.高管控制權與自利行為研究——來自國有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D].重慶大學,2011.

[6]        徐細雄.企業高管權力尋租研究前沿探析[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2,(34):73-81.

[7]        權小鋒,吳世農,文芳.管理層權力、私有收益與薪酬操縱[J].經濟研究,2010,(11):73-87.

[8]        王曉文.薪酬管制下國企高管激勵研究——納入“不平等厭惡偏好”的分析[D].山東大學,2014.

[9]        胡明霞,干勝道.管理層權力、內部控制與高管權力尋租[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5,(03):87-93.

[10]      李春紅.上市公司投資行為與控制權配置的研究[D].重慶大學,2008.

[11]      佟偉.上市公司控制權配置問題研究[D].吉林大學,2005.

[12]      許楠.基于控制權配置的中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財富效應研究[D].燕山大學,2013.

[13]      趙息,張西栓.內部控制、高管權利與并購績效——來自中國證券市場的經驗證據[J].南開管理評論,2013,(16):75-81.

[14]      芮淑丹.控制權配置對我國企業高管權力尋租的影響——基于我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D].浙江財經大學,2015.

[15]      周美華,林斌,林東杰.管理層權力、內部控制與權力尋租治理[J].會計研究,2016,(03):56-63.

[16]      張鵬.非一攬子分次處置子公司股權在喪失控制權時的案例解析[J].商業會計,2017,(16):41-42.

 

 

【作者簡介】

  張洽,女,西安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會計系主任;研究方向:企業并購、公司治理。

 

 文章刊登于《商業會計》2020年5月第10期

國有企業CEO權力尋租的原因剖析與治理對策.pdf

 

 

 

 

 相關鏈接:

版權所有 © 2005-2016《商業會計》雜志 圖文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訂閱管理 投稿管理
copyright © COMMERCIAL ACCOUNTING MAGAZINE All Rights Reserved
訂閱熱線:010-66095303(發行部)66095301(編輯部)66095331(傳真)
吉祥麻将吉林麻将规则 广西快乐双彩开奖结果 众信配资 湖北11选五遗漏查询 股票融资买入的利息 排列五位数开奖结果 最好的p2p理财平台 七乐彩票开奖结果查询 北京赛车平台官网下载 靠谱的十大理财平台 大乐透预测分析 赛车图片大全 北京快乐8恢复 临汾期货配资 贵州快三开奖结果今天 优国际娱乐手机登录 福建22选走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