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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內部控制能夠幫助企業管控戰略差異風險嗎?

 

宋紹清(教授)  馮夢澤通訊作者(河北地質大學會計學院 河北石家莊 050031)

 

 

【摘要】  文章以2004—2018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分別研究了內部控制和審計意見對于企業戰略差異的影響以及審計意見在內部控制對于企業戰略差異的影響中起到的調節作用。研究發現,內部控制與審計意見均與企業戰略差異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審計意見在內部控制對于企業戰略差異的影響中起著負向調節作用;進一步研究發現,上述關系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下的表現不同。研究結論對于企業進行戰略決策、完善內部控制、重視審計情況具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   戰略差異;內部控制;審計意見;制度環境

【中圖分類號】  F2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5812202010-0014-06

 

 

一、引言

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的特點,具體來說行業中的企業面臨著共同的市場情況、國家監管背景并且互相對標學習,因此會逐漸形成行業的常規戰略(Hitt,2012)。但是,每家企業又有著自身的特殊情況,如獨特的資源優勢或長久以來形成的企業文化,企業會根據自己的情況形成偏離行業常規戰略的獨特戰略。這種偏離可能會幫助企業創造超額利潤,但是相應的風險也呈指數級增加,企業可能由于過度偏離自己的主業而造成巨大損失。為了掌控這種由差異化戰略帶來的風險、將其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的行動動機,為我們研究內部控制與企業戰略差異間的關系奠定了基礎。

安然、世通等著名公司由于財務造假而導致破產,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2002年《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的頒布,更是激起了廣大利益相關者對于企業內部控制的關注。通過內部控制的手段和目標可以看出其最終的目的是實現企業的戰略目標,因此,內部控制對于企業戰略的選擇必然會有所影響。

本文選取2004—2018年我國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分別研究內部控制和審計意見對于企業戰略差異的影響,并考察審計意見在內部控制對企業戰略差異的影響中起到的調節作用。本文的貢獻在于:第一,探討企業進行戰略決策時的影響因素,為管理層進行戰略選擇提供可供參考的理論基礎。第二,豐富了內部控制經濟后果的研究成果,結合管理會計將內部控制與企業戰略決策充分結合。第三,審計師作為外部監督者,對企業的評價具有較大的公信力,有助于深刻闡述內部控制對于企業戰略選擇的影響機制。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內部控制與企業戰略差異

目前已有文獻對于內部控制經濟后果的研究多集中于企業自身的微觀層面和利益相關者層面,少有文獻將內部控制與企業戰略差異相結合。內部控制的最終目的是確保企業實現自身的發展戰略,因此內部控制與企業戰略的聯系是非常密切的。

根據Geletkanycz(1997)的研究,每個行業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都會形成自己的常規戰略,這些戰略通常是經過長久驗證的經營方法,具有風險較低、收益較為中庸的特點。與采取常規戰略的企業相比,采取較大差異戰略的企業數量較少,也面臨著較大的風險,已有研究表明戰略差異度較大的企業容易表現得非常好或者是非常差,整體波動性也更大(Finkelstein,1990;Tang,2011;葉康濤,2015)。

企業在面臨著由戰略差異導致的風險時,為了應對風險可能帶來的損失,會更加積極地管理風險,也就是發揮內部控制的作用。根據2008年財政部等五部委制定的《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不同于COSO委員會確定的三大目標,我國企業的內部控制目標主要有五點,其中最重要的目標就是“促進企業實現發展戰略”,這也是企業在實現前期所有目標基礎上的最終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企業需要從內部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和內部監督五個方面著手管理各種風險帶來的損失,將損失降到企業可以接受的范圍內。毛新述(2013)、呂文棟(2105)的研究表明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存在聯系,內部控制是以風險管理為基礎產生的,也是伴隨著風險管理的發展而發展的。真正意義上的內部控制出現于20世紀,開始于內部控制制度建設,而后發展到內部控制結構建設、內部控制整體框架建設,最終發展到企業的風險管理整合(李維安,2013)。從內部控制的整體發展脈絡上可以看出,內部控制起源于各類財務舞弊事件,可以說財務舞弊事件促進了內部控制理論的發展。有學者認為內部控制就是控制風險,而控制風險就是風險管理,因此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僅僅是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并無本質上的區別(謝志華,2007),也有學者認為內部控制的本質是解決組織因兩權分離產生的內部代理問題的一種風險控制機制,而風險管理的首要工作是風險計劃,然后根據既定的計劃開展各種控制活動,因此風險管理的范圍要大于內部控制(丁友剛等,2007)。毋庸置疑,內部控制的一項重要作用就是對風險進行有效管控,盡量控制風險損失。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內部控制的最高目標就是實現企業的發展戰略,而戰略差異度較大會增加企業面臨的風險程度,建立并有效實施內部控制有助于企業控制風險,降低風險損失。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1:

H1:內部控制表現越好的企業,其戰略偏離行業常規戰略的程度越小。

(二)審計意見與企業戰略差異

上市公司的年度財務報告必須經過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審計意見可分為標準審計意見和非標準審計意見,非標準審計意見又可細分為帶強調事項段的標準審計意見、帶其他事項段的標準審計意見、無法表示意見、保留意見和否定意見,可以看出,除了標準審計意見代表被審計單位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公允地反映了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被發表其他審計意見的企業在信息披露方面均存在或多或少的問題,進而會對企業的未來表現產生影響。如上文所述,戰略差異度較大的企業很容易表現得非常好或者是非常差,整體波動性也更大,從而使得企業面臨著較大的風險,管理層為了保持自己的薪酬水平,操縱利潤的動機會更強。相較于企業收益的大幅波動帶來的不平穩的薪酬收入,管理層更希望能夠取得長久、穩健的收入。因此,Cheng(2005)認為管理層傾向于在公司收益表現較好時,通過盈余管理“儲藏”起部分利潤;而在公司收益表現較差時,將“儲藏”的收益釋放出來,使整體收益維持在一個比較平穩的水平。除了管理層傾向,市場反應也會帶來一定影響。李文耀(2015)研究發現市場對于企業能夠實現預期目標非常敏感,但是對于企業的超常發揮卻不敏感,這也進一步促進了企業進行盈余管理。審計師對于盈余管理動機較強的企業,通常會發表更加嚴格的審計意見。

除了上述盈余管理動機,呂敏康(2015)認為媒體關注的作用也不容小覷。企業在選用非常規戰略時,有較大可能表現得極好或是極差,社會公眾對于這些表現異樣的企業通常會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加大了審計師所承受的風險。審計師在進行審計時勢必會更加謹慎,采取包括擴大審計抽樣范圍、執行更多的實質性測試等,如果審計師沒有發現企業存在的重大錯報行為,很有可能被外部信息使用者發現,從而給審計師帶來物質和名譽上的雙重損失。審計師為了避免這些可能的風險,必然會更加謹慎地進行審計,出具更加嚴格的審計意見。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2:

H2:被發表標準審計意見概率越大的企業,其戰略越不容易偏離行業常規戰略。

(三)審計意見對內部控制與企業戰略差異關系的調節作用

對于被發表不同審計意見的企業,其內部控制對于戰略差異的影響可能是不同的。當審計師對企業財務報告進行審計之后,會發表相適應的審計意見,審計意見雖然主要針對的是企業的財務表現,評價企業的信息披露情況,但是何芹(2015)、胡曉明(2017)等研究發現審計意見也是企業內部控制表現的側面佐證。不僅如此,陳關亭(2013)通過研究發現企業內部控制表現與風險控制情況有直接關聯。所以,本文在進行上述研究之后,會進一步分析審計意見在內部控制對于企業戰略差異的影響中是否具有調節作用。

企業獲得標準審計意見,說明企業內部控制的設計和執行比較完善,能夠較好地應對非常規戰略所帶來的風險(謝志華,2007;丁友剛,2007)。審計雖然主要針對的是企業的財務表現,但是李祎(2013)發現審計意見與企業內部控制的表現呈正向關系,即內部控制質量越好,審計師對客戶簽發的審計意見越好。而獲得非標準審計意見的企業則恰恰相反,呈現出的財務數據或多或少地存在瑕疵,內部控制表現也有缺陷,難以更加有效地控制非常規戰略所帶來的風險。由此可見,審計意見能部分代替內部控制機制,對企業戰略制定過程中產生的風險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3:

H3:審計意見在內部控制對于企業戰略差異的影響中起著負向調節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我國2004—2018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剔除金融類、ST類和*ST類公司以及數據有缺失的公司,經過篩選,共得到28 396個觀測數據。本文使用的內部控制數據來自“迪博·中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數”和CSMAR數據庫。為了減少極端數據對實證結果的影響,本文對回歸模型中的所有連續變量都進行了1%水平上的縮尾處理,數據的處理和分析采用Stata 13.0完成。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企業戰略差異由戰略差異度來度量。戰略差異度,是指企業戰略偏移行業常規戰略的程度。本文在借鑒Mintzberg(1978)、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7)、Tang et al.(2011)和葉康濤(2014)等學者做法的基礎上進行了調整,從六個維度入手衡量企業戰略差異度。鑒于新會計準則不再要求披露固定資產原值,因此六個維度中的固定資產更新程度由“固定資產凈值/固定資產原值”調整為“固定資產增長率”;資本密集度由“固定資產原值/員工人數”調整為“固定資產凈值/員工人數”。六個維度指標分別為:(1)廣告強度:銷售費用/營業收入。(2)研發強度:無形資產凈值/營業收入。(3)固定資產更新程度:固定資產增長率。(4)資本密集度:固定資產凈值/員工人數。(5)管理費用投入:管理費用/營業收入。(6)企業財務杠桿:(短期借款+長期借款+應付債券+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所有者權益。

本文計算了每個樣本公司每年觀測值的上述六個指標,并進行如下處理:首先,將每個指標按照樣本公司所在年度行業的整體水平進行標準化。具體方法為將每個指標減去該公司所在行業該年度的均值,然后除以其所在行業該年度的標準差并取絕對值,結果代表該公司在每個維度與行業常規戰略的偏離情況。其次,將上述經過標準化之后的六個指標取均值,得到戰略差異度的度量變量DS。該變量代表樣本公司戰略整體偏離行業常規戰略的水平,DS值越大,代表樣本公司戰略與行業常規戰略差異越大。

2.解釋變量。本文借鑒左銳等(2020)、吳良海等(2017)學者的做法,采用“迪博·中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數”來衡量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審計意見變量采用虛擬變量度量,本文借鑒曹瓊等(2013)、王百強和伍利娜(2017)等學者的做法,將審計意見分為標準審計意見和非標準審計意見,其中標準審計意見取值為1,非標準審計意見取值為0。

3.控制變量。本文借鑒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7)、陳漢文和張宜霞(2008)、逯東等(2014)和林鐘高等(2019)、林春雷等學者的研究,選用股權制衡度、兩職兼任、資產負債率、凈資產收益率、公司規模、營業收入增長率、產權性質、兩會次數、制度背景、行業、年度作為控制變量。具體定義見下頁表1。

(三)模型建立

為了檢驗上文提出的假設,本文構建了如下三個回歸模型:

DSit=β0+β1ICit+controlvariablesit+εit               1

DSit=β0+β1MAOit+controlvariablesit+εit                2

DSit=β0+β1ICit+β2MAOit+β3ICit*MAOit+controlva-riablesit+εit               3

 

四、 實證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從表2結果來看,戰略差異度的均值為0.884,標準差為7.006,說明樣本公司在制定戰略時的傾向明顯不同,并且差異非常大,最小值為0.0301,最大值為188.1,說明有的公司傾向于較為保守的常規戰略,而有的公司傾向于風險程度較高的非常規戰略。迪博內部控制指數的范圍為0—1 000,數值越大說明企業內部控制表現越好。內部控制的均值為660.8,說明樣本公司的內部控制質量整體表現較好,標準差為106.1,說明樣本公司間的內部控制表現差異較大。審計意見的均值為0.964,說明大部分樣本公司獲得的審計意見還是比較好的。股權制衡度、凈資產收益率、公司規模、營業收入增長率和兩會次數的標準差較大,說明樣本公司在以上這些方面的表現差異較大。

(二)多元回歸分析

1.內部控制與企業戰略差異。表3列(1)報告了內部控制質量與企業戰略差異的回歸結果。內部控制(IC)的系數為-0.001,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t=-4.58),說明內部控制與企業戰略差異顯著負相關,驗證了本文提出的假設1,即內部控制表現越好的企業,其戰略偏離行業常規戰略的程度越小。有效的內部控制能夠抑制企業對差異化戰略的選擇,從而實現管控風險的目的。

控制變量方面,兩職兼任程度與企業戰略差異正相關,說明董事長與總經理兼任的企業更容易選擇差異化戰略;股權制衡度與企業戰略差異負相關,股權制衡能夠抑制企業選擇風險較大的差異化戰略;資產負債率與企業戰略差異正相關,說明采用對外負債方式經營企業的管理層更加偏好風險,因此會選擇差異化戰略;產權性質與企業戰略差異負相關,說明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更加偏好常規戰略;制度背景與企業戰略差異正相關,說明隨著社會的發展,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在不斷增加,更加偏好差異化戰略。

2.審計意見與企業戰略差異。表3列(2)報告了審計意見與企業戰略差異的回歸結果。審計意見(MAO)的系數為-0.097,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t=-8.98),說明審計意見與企業戰略差異顯著負相關,驗證了本文提出的假設2,即被發表標準審計意見概率越大的企業,其戰略越不容易偏離行業常規戰略,標準審計意見能夠有效抑制企業戰略差異,說明審計意見越標準,企業的財務狀況越穩定,財務報告能夠在重大方面反映企業的經營成果,進而企業越不傾向于選擇那些可能導致極端績效的非常規戰略。

3.內部控制、審計意見與企業戰略差異。上頁表3列(3)報告了審計意見在內部控制與企業戰略差異之間調節作用的回歸結果。內部控制與審計意見的交互項(IC*MAO)的系數為-0.002,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t=2.34),驗證了本文的假設3,說明審計意見在內部控制對于企業戰略差異度的影響中起著負向調節作用。當企業獲得標準審計意見時,審計師對于企業的整體表現和信息披露情況表達了肯定的態度,這種態度會部分替代有效的內部控制機制發揮作用,抑制企業選擇差異化戰略,有效地監督和管理企業由于戰略制定和選擇行為而帶來的風險。

(三)穩健性檢驗

在衡量戰略差異度時,本文根據Mintzberg(1978)、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7)、Tang et al.(2011)和葉康濤(2014)等學者的做法,選用廣告強度、研發強度、固定資產更新程度、資本密集度、管理費用投入和企業財務杠桿這六個維度對企業的戰略選擇進行衡量。由于廣告強度和研發強度這兩個維度通常比較難以準確衡量,因此本文采用銷售費用和無形資產凈值來代替廣告投入和研發投入指標,同時,在進行穩健性檢驗時采用剔除廣告強度、研發強度兩個維度后的四個維度重新對樣本公司的戰略進行度量。除此之外,本文借鑒葉康濤(2015)的研究,將內部控制變量替換為內部控制指數總得分取自然對數。本文采用重新度量后的戰略差異度變量和內部控制變量進行分析,結論與前文保持一致。

(四)進一步研究:不同制度環境下的影響

前文已經得出內部控制和審計意見都能夠顯著抑制企業差異化戰略的選擇,標準審計意見能夠代替內部控制發揮作用,抑制企業對差異化戰略的傾向性選擇。我國于2008—2010年發布的一系列內部控制相關文件,標志著我國內部控制體系的建立,制度背景的不同對于上述結論是否存在影響?在我國內部控制體系尚未完全建立時,企業的內部控制建設情況表現得參差不齊,建設程度多基于企業的自覺性行為,表現較好企業的管理層能夠意識到內部控制的重要性并致力于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執行,對于企業風險的管控程度較好。而在我國建立內部控制體系之后,企業不得不建立內部控制制度,整體表現較之前有了顯著提升。因此,相較于處于非制度環境下的企業,處于制度環境下的企業其內部控制對于企業戰略差異的抑制性較差。為檢驗本文的主要結論是否受到了制度環境的影響,以2010年為分界點,將樣本分為非制度環境企業和制度環境企業兩組,分組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表略)

內部控制對于企業戰略差異的抑制程度在非制度環境下(Post=0)表現得更加明顯,而審計意見對于企業戰略差異的抑制程度則在制度環境下(Post=1)表現得更加明顯,說明隨著國家宏觀監督力度的加強,有效的內部控制體制整體表現得越來越好,對于戰略風險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在不斷減弱,而審計意見則隨著制度環境的完善,顯現出對于戰略風險越來越強的管控能力,說明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審計意見隨著制度環境的完善,質量在不斷提高,所處地位更加獨立。審計意見對于內部控制體系管控風險的替代作用在非制度環境下非常顯著,但是在制度環境下不顯著,說明內部控制是管控戰略風險非常有力的方式,審計意見只是起到了一定的輔助作用。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2004—2018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研究內部控制、審計意見和企業戰略差異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內部控制表現越好的企業,其戰略偏離行業常規戰略的程度越小;獲得標準審計意見概率越大的企業,其戰略越不容易偏離行業常規戰略,以上研究結論說明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的設計和執行以及企業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的披露情況能夠有效抑制企業對于非常規戰略的選擇。審計意見在內部控制對于戰略差異度的影響中起著負向調節作用,說明當審計師對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發表標準審計意見時,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內部控制體系對于戰略風險的管控作用。同時本文進一步研究發現,通過區分制度環境,隨著國家整體內部控制體系越來越完善,有效的內部控制對于企業差異化戰略帶來的風險抑制作用在不斷降低。

本文通過研究證實了企業管理層在進行戰略決策時會受到內部控制建設情況以及外部審計師發布的審計意見的影響,因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1)企業需謹慎選擇差異程度較高的戰略,妥善處理該類戰略帶來的高風險。(2)重視內部控制機制建設和執行,提高企業風險管控能力。(3)加強對審計的關注,除了外部審計,還要重視內部審計。審計師對于企業的經營管理發表的意見可以幫助企業自檢,及時發現企業存在的不足和漏洞。(4)企業應尋找其他抑制非常規戰略所帶來風險的處理機制,優化公司治理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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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宋紹清,男,河北地質大學會計學院院長,教授,會計學博士,河北省會計學重點發展學科帶頭人;研究方向:管理會計、風險管控。

  馮夢澤,女,河北地質大學會計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內部控制。

文章刊登于《商業會計》2020年5月第10期

有效的內部控制能夠幫助企業管控戰略差異風險嗎?.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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