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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的稅收治理難點與治理方略研究

蔡昌(教授/博導)  李艷紅(中央財經大學 北京 100081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北京 102488)

【摘要】  近年來,共享經濟以其高效的資源配置效率在我國獲得了快速發展。共享經濟在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加快產業升級、拓展共有產權等方面都有積極意義,促進政府不斷地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質量。共享經濟的商業模式依賴于大數據、互聯網、電子支付等信息技術手段,但在稅制要素、稅收管轄權、稅收征管等方面存在不確定性,當前的稅收體系與征管模式亟需做出調整。文章針對共享經濟提出稅收治理的若干建設性意見,以期完善稅制和推動共享經濟深入發展。

【關鍵詞】   共享經濟;稅收難題;稅收治理

【中圖分類號】  F81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5812202005-0004-06

 

共享經濟是將閑置資源重新分配給有需求的消費者,是對閑置資源與潛在消費者進行的排列組合,打破了個體閑置資源在時間、空間上的界限,這種全新的商業模式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新的價值。共享經濟的本質是人類社會資源組織模式創新,在帶來眾多價值的同時也給原有的社會管理體系帶來一定程度的挑戰,其中也涵蓋對傳統稅收體系及征管模式的影響。

共享經濟適應了新時代“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是我國經濟突破發展瓶頸、加快轉變發展理念的突破口,也是實現創新驅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試驗場,對構建數字經濟時代中國競爭新優勢將產生深遠影響。

 

一、共享經濟的概念、本質與價值

(一)共享經濟的概念

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最早由美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馬科斯費爾遜(Marcus Felson)和伊利諾伊大學社會學教授瓊斯潘思(Joel.Spaeth)于1978年提出,麻省理工學院馬丁威茨曼教授于1984年深入闡述了共享經濟的概念,當時并未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但近年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共享經濟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日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廣義的共享經濟,是指擁有閑置資源的一方(包括個人、企業或其他組織)基于某種目的,將資源的使用權讓渡給他人,實現資源共享和利益共贏。從狹義的角度來看,共享經濟是指資源所有者(供應方)為獲得一定報酬而將物品或資源使用權暫時轉讓給需求方,供應方獲得使用權轉讓的報酬,需求方利用該資源創造價值,物品或資源的使用權價值獲得分享。因此,共享經濟又被稱為“分享經濟”。在數字經濟時代,現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降低了搜尋成本,供需雙方通常借助互聯網等信息平臺發生交易,可以說,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是共享經濟繁榮的催化劑。

(二)共享經濟的本質及類型

共享經濟的運營核心有兩點:一是供給方將自身的閑置商品或服務短期租給客戶使用;二是創建P2P(Peer to Peer)共享經濟平臺,將供給方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租給客戶,即平臺提供中介服務,更高效地匹配供需雙方各自的利益訴求。共享經濟集合了各個利益主體不同的經濟利益訴求,平臺通過整合不同供給者分散的資源與不同消費者分散的需求,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快速匹配,提升了需求方的消費體驗感,從而產生利潤。共享經濟驗證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斯特羅姆提出的觀點:在有些情況下,社群對資源的使用和管理的交易成本比市場和國家下的交易成本還要低。這是因為社群在不斷溝通和協調基礎上所做的制度安排比外部強加(如政府)的制度更有效。

以消費交易對象為分類標準,可將共享經濟行業分為五大類型,即交通共享、旅行住宿共享、物流共享、服務共享和閑置用品共享。

(三)共享經濟的價值

1.提供非標準的特色商品或服務,形成無與倫比的獨特價值。由于共享經濟由勞動(服務)提供者直接提供商品或服務,而非通過追求標準化商品或服務的商業機構,因此個體勞動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通常非標準且富有個性。

2.共享經濟提供一種網絡結構,具有全球規模化發展的潛力。共享經濟模式其實提供了一種供需結合的網絡狀結構。共享經濟的網絡結構具有五個核心功能:(1)可分享性。產品和服務可以很容易地在社區內分享,這樣的社區可以是任何形式(本地化或全球化)。(2)依靠先進的數據網絡。有了數據,才有了分享的內容和實時跟蹤的工具。(3)即時性。商品或服務可以隨時隨地的分享,不再具有任何滯后性。(4)廣告被社交媒體的推送所替代。微信、Facebook、Twitter等平臺的信息推送替代了廣告,廣告不再重要或者正在被逐漸淘汰。(5)網絡擴展性。共享經濟像一個透明體,信息公開透明,在其網絡結構中蘊藏著全球規模化發展的無窮潛力。

3.共享經濟拓展了產權經濟思想,引導“共有產權”走出一條實踐之路。從本質上看,私有制通過明確產品的所有權來降低生產生活交易中的不確定性,明晰的所有權有助于提高交易的確定性。而共享經濟則是通過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與組織形式的創新來提高交易的確定性的一種模式。共享經濟改變了人們傳統的“所有權”為核心的產權觀念,使得“使用權交易”理念深入人心,詮釋了共享經濟的核心價值。因此,共享經濟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會替代所有權功能。共享經濟時代,擁有某項資產所有權的重要性在降低,而如何在一定時間內高效地完成某項資產的使用權的交易愈發受到重視,共享經濟平臺與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則加速了閑置資源使用權的交易。因此,所有權對應的資產價值為交換價值,而共享經濟模式下使用權對應的資產價值則為分享價值。簡言之,共享經濟是使用權的交易,而非所有權的交易,其本質是閑置資源的使用權在整個社會體系中的自由流通與整合利用。

 

二、共享經濟的多維影響及應對

(一)共享經濟的多維影響

共享經濟的發展模式具有強勁的發展潛力,備受資本市場的青睞,并且在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加快產業升級方面具有無限的能量。

1.共享經濟將改變產業環境。傳統商業模式中供給方與需求方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往往會同時出現產能過剩與需求不足的現象,生產者在將商品轉換為貨幣過程中需要承擔較大的風險,購買者也會存在難以尋求到心儀商品與服務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商品驚險的跳躍”可能無法完成,產業鏈中的一個環節因此而斷裂,這對上下游產業均會產生較大的沖擊。而共享經濟形成一種新的供需模式和交易關系,依托大數據、互聯網、深度學習等人工智能技術,通過整合社會中存在的分散資源,同時將海量資源與不同主體的差異化需求進行高效自動匹配,實現最優的資源配置。

2.共享經濟將革新就業方式。共享經濟改變了企業原有的雇傭關系,促進新型、彈性的勞動力就業模式的發展。一批基于共享平臺的新興職業大量涌現,如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平臺主播等。共享經濟豐富了人們的就業渠道與方式。新型的就業模式,打破了原先明確的勞動雇傭關系、固定的工作時間、穩定的薪酬體系。共享經濟平臺僅僅作為中介為供求雙方完成交易提供服務。人們可以同時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根據自己的興趣、能力、時間在這兩個角色中自由切換。在共享經濟中服務提供者的類型也逐漸由兼職向專職化趨勢轉變,共享經濟涉及的領域也由生活服務領域向工業制造、農業生產等領域轉變。

3.共享經濟改變消費模式。共享經濟實現了從一次性消費向可持續消費、綠色消費模式的轉變,給原有的生產、消費模式帶來較大的沖擊。在共享經濟模式下,所有權轉移不再是衡量交易完成最重要的指標,而使用權的轉移愈發成為重要的衡量指標。消費者通過共享平臺進行消費或者交換,可以享受多樣化、便利化的用戶體驗,獲得快捷和實惠的商品與服務。

4.共享經濟影響資本創利模式。共享經濟對資本創造利潤的模式產生顛覆性影響。一些共享經濟的起源是基于“物盡其用”理念,但是真正發展起來依靠的還是資本的力量,其生存發展還必須依賴資本創利模式。資本的快速進入與退出對共享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5.共享經濟影響政府公共管理。所有權共享、使用權交易、服務的供需雙方與共享平臺之間復雜的經濟關系,帶來了一系列公共管理問題。首先,共享經濟通過平臺注冊讓大量非專業人員進入,勞動者的素質、能力難以在短期內做出衡量,且平臺為了快速占領市場會放低進入門檻,平臺在發展初期的審核、監管水平亟待提高。其次,政府的監管、相關的規定等并不能快速地適應新興的經濟發展模式,監督體系與共享經濟的特點也難以契合,由此帶來對共享經濟行業的監管存在盲區。最后,供需雙方利用共享平臺、第三方支付系統完成了交易,與此同時共享平臺也獲取了海量的個人信息,個人的隱私和信息安全可能在網絡平臺上受到侵害。綜上所述,共享經濟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管模式,才能保障其健康有序發展。

(二)共享經濟多維影響的應對

共享經濟對社會經濟產生多維影響,在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帶動服務業轉型、促進消費模式轉變等方面具有積極影響,但其運營模式也存在一定的瑕疵。為引導共享經濟健康發展,政府應制定規范其商業模式及經營活動的法規制度,健全適應共享經濟發展的監管體系,加強共享經濟行業標準的制定。

1.制定共享經濟的行業標準,規范經營者的合法身份。共享經濟的商業模式及經營活動受到不少質疑,主要是因為一些共享平臺存在非法經營問題,這與目前缺乏相應的政策約束有關。網絡約車、共享單車等共享經濟商業活動雖然不能按照傳統的交通運輸業管理辦法對其進行規范,但應有相對細致規范的行業標準,明確共享平臺的責任與義務、從業人員的準入標準,只有獲得相應許可才能從事共享業務。

2.制定共享經濟的資金池監管制度,防范金融風險。由于共享經濟出現共享平臺,極易產生以押金等為典型形式的資金沉淀。

3.建立共享經濟稅制體系,明確經營者的納稅義務。我國政府應借鑒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先進經驗,針對共享經濟的實際情況,明確共享經濟的納稅主體、交易活動中的適用稅種和稅率等,構建我國共享經濟稅制體系。在共享經濟模式下,自然人主體將暫時閑置的資源信息投放到共享平臺,通過平臺快速匹配到需求方,通過“分享”的方式獲得收益,相應地其取得的收入應當繳納個人所得稅。

4.提供適當的稅收激勵機制,推動共享經濟有序發展。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共享經濟正在向全行業滲透。共享經濟模式蘊藏的稅源巨大,而且向未來社會生活全方位滲透的潛在稅源依然巨大。共享經濟目前還處于初期階段,它所催生的商業模式是革命性、顛覆性的,對社會民眾具有潛在的巨大利益,因此政府必須制定合理的稅收優惠政策,權衡傳統經濟模式與共享經濟模式的稅負水平,促進共享經濟健康有序發展。根據拉弗曲線的最優稅率原理,共享經濟稅制建設方向應是在規范稅收征收與監管的同時合理地降低其稅負率水平。建議政府通過設計起征點、費用免除額、適用低稅率等稅收優惠政策,以促進共享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三、共享經濟的稅收治理難點

(一)共享經濟稅制缺失引發可稅性爭議

納稅主體、課稅對象和稅率是稅制三大要素,三大要素的準確界定是解決共享經濟稅收治理難題的突破口。本文以網絡約車征稅為例探討稅制合法性問題。

1.納稅主體難以確定。共享經濟商業模式通過交易平臺,將資源的供求雙方聯系在一起,交易中的資金流呈現“需求方—第三方支付平臺—交易平臺—供給方”的流動狀態。資源的需求方首先將資金支付給第三方支付平臺,支付平臺接著會將平臺收入返還至交易平臺,交易平臺將扣除平臺收益后的剩余資金返還至供給方賬戶。從資金流向來看,第三方支付平臺、網絡交易平臺和資源供給方在交易中均獲得了收益,都是納稅主體,負有相應的納稅義務。企業(或個人)將閑置的資產提供給他人使用獲得收益,這份收益若從經濟學角度觀察,通常被認為是對原有資產價值的提升,是一種增值。從稅收角度分析,企業(或個人)在交易中獲得了這份收益的同時,也需要承擔相應的稅負。

但在現實經濟業務中,納稅主體的確定是存在困難的。我國現有稅收制度并未對共享經濟的納稅主體制定明確具體的規定,通常情形下,稅務機關依據納稅人的稅務登記對其實施稅務監管。以滴滴出行為例,第三方支付平臺和滴滴平臺由于開展業務的范圍、規模較大,進行工商登記是必經程序,成為納稅主體是明確的。但是將網約車司機確定為納稅主體的可行性存在一定的技術難題,因為稅務機關從未對網絡約車的接單司機進行過納稅登記,也未對這網約車司機進行過稅務檢查。

部分共享經濟的經營者(特別是個人經營者)只是按照共享平臺的要求,辦理簡單的登記,沒有進行工商登記,這導致無法準確認定納稅主體。由于共享經濟模式下,共享平臺是將資源供給雙方聯接起來的唯一紐帶,共享平臺依托互聯網技術、平臺算法等,使得監管存在盲區。資源供給雙方、交易平臺出于隱私、稅收等目的,傾向于利用互聯網技術變更或隱匿真實的姓名、身份和地址,從而加大了稅收征管的難度。

2.課稅對象界限模糊。課稅對象反映了征稅的范圍和界限,是區分不同稅種的主要標志。課稅對象難以認定的一個原因是,共享經濟作為新興的經濟模式往往采用了大數據、互聯網等人工智能技術,將傳統的業務模式進行線上、線下的重新整合,仍舊以原有的課稅對象判定標準來衡量勢必存在界定模糊的問題。以滴滴出行為例,平臺提供的網絡約車服務,歸屬于交通運輸服務還是現代服務業,依然存在爭議。爭議的核心點為,滴滴平臺提供的業務類型的實質究竟是什么。滴滴平臺如果是為乘客提供運輸服務,則應按照交通運輸服務項目繳稅;平臺如果是為司機提供中介服務,借助信息技術,快速匹配、定位乘客,則應按照信息技術服務繳稅。實際業務中,滴滴平臺是為雙方提供服務的,這就使得判定其業務對應的征稅類別存在困難。共享經濟模式下的交通出行領域,其經營內容實質上是交通運輸業務,但形式上卻有多種運作模式。

網約車司機與滴滴平臺間的關系也存在認定模糊的情況,網約車司機通過平臺線上信息的核驗即可成為簽約司機。隨著共享經濟的快速發展,網約車司機群體包含了兼職司機與專職司機。網約車司機取得的收入屬于什么類型,首先需要判斷網約車司機與平臺之間是否存在雇傭關系。兼職司機往往具有本職工作,其在平臺上取得的收入應歸屬為勞務報酬來計稅。而專職司機與滴滴平臺之間是否存在雇傭關系仍然存疑,專職司機作為平臺的簽約司機,簽約形式、簽約內容與傳統的勞動合同存在很大的差異,且尚未有明確依據可以判定。專職司機的收入究竟歸屬于工資薪金所得還是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仍然值得探討。

征稅范圍的界定,稅款抵扣等問題將也隨之產生。目前,我國稅法尚未對一些共享經濟相關領域業務關稅目和稅率做出明確規定。還有一些共享經濟活動本身就屬于稅法意義上的混合經營或兼營行為,在認定征稅對象及稅率方面可能會存在爭議。

3.稅率無法合理確定。共享經濟由于課稅對象界定模糊,適用的具體稅率無法合理的確定。目前滴滴出行按照交通運輸服務繳納增值稅,且可以選擇適用簡易計稅方法。如果滴滴出行被認定為屬于現代服務業,則適用的稅率為6%,增值稅稅負將會大幅提升。但相關共享出行的政策規定并未清晰界定所屬征稅類別與適用稅率,因此滴滴出行仍然存在稅率無法合理確定的現象。同樣,滴滴平臺的網約車司機獲得的收入也存在適用稅率無法合理確定的情況。由于稅法尚未明確網約車共享平臺的課稅對象與稅率適用,稅務機關征稅時缺乏相應的政策依據,這導致共享平臺涉稅事項的適用稅率具有不確定性。同時,由于稅收征管存在現實約束與執行環節的缺陷,也可能導致滴滴平臺為顧客開出電子發票確認主營業務收入時,由于沒有網約車司機的成本費用沖抵及進項稅額抵扣,導致其實際稅負率遠遠超出名義稅負率。

(二)共享經濟對稅收管轄權形成挑戰

共享平臺借助互聯網、大數據等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快速地將經營范圍擴展至全國各地,而并不依賴于搭建線下實體經營機構即可完成整個交易。共享平臺的業務收入來源地不再局限于機構所在地,而極大地擴展至互聯網存在的任何區域,使得共享平臺的應稅行為受到廣泛關注。我國流轉稅收入是按照“生產地原則”進行征收的,即企業一般向其機構所在地繳納增值稅。滴滴出行的機構所在地位于天津市經濟開發區,而其業務收入來自于全國各地,根據我國流轉稅征收原則,滴滴平臺的收入由天津市稅務局征收,相應地造成交易所在地的稅源流失。共享經濟業務模式的特點使得稅收管轄權遭到了挑戰,交易所在地與機構所在地的稅務機關對共享平臺如何征稅的問題產生爭議。乘客在A地享受網絡約車出行服務,但平臺注冊地可能在B地,那么按照現行稅收管轄權制度,平臺業務歸屬于注冊地B地稅務機關的管轄范圍,與消費地無關。有的共享出行平臺還提供多地開票服務,乘客在C地享受網絡約車出行服務,然而網絡約車司機卻選擇在D地開具發票,這顯然增加了網絡約車稅收征管的難度。

(三)共享經濟增加了稅基評估的操作難度

一方面,共享經濟借助大數據、互聯網等技術的快速發展,產生的物流信息、資金流痕跡、交易的發票及其傳遞全部以電子數據的形式呈現,核驗貨物來源渠道、交易過程、資金支付等一系列環節的真實性完全依賴于數據信息的可靠與否,判斷是否屬于納稅行為、是否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等都需要電子數據信息的支持。共享經濟交易活動依賴網絡技術所衍生出大量業務數據信息和財務數據信息,然而電子數據信息也存在被篡改、破壞的可能性,這就使得稅基評估的真實性、可靠性存疑。

另一方面,共享經濟的課稅對象界定較為模糊,稅目與適用稅率無法合理確定,因而稅基的范圍難以確定。征稅對象明確是進行稅基評估的前提,但共享經濟是新興的經濟模式,難以用傳統評估方法準確評估其稅基,對共享經濟的稅基評估存在一定的技術難題。

(四)共享經濟交易活動的有效電子證據難以獲取

共享經濟的發展給稅務部門取證帶來了相當大的難度。共享經濟平臺上完成的交易活動,集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為一體。交易活動一般通過第三方支付平臺,不再使用貨幣、刷卡等傳統支付方式,這就給稅務機關監控應稅資金流增加了困難。共享經濟新穎的交易模式,互聯網、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普及,加大了稅務機關獲取真實涉稅信息的難度。

共享經濟交易活動中,納稅人還可以使用超級密碼和用戶名雙重保護來隱藏有關信息,稅務機關如何協調獲取真實交易數據與保護個人隱私權、保護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變得越發重要。特別是隨著計算機加密技術的飛速發展,如果納稅人拒絕提供密碼,將嚴重影響稅務機關獲取真實交易數據的效率,由此帶來的后果是,稅務機關對納稅人的交易活動是否滿足獨立交易原則的認定將缺乏有力依據。當然這也將有力地推動人類社會獲取交易記錄的真實性和完整性的技術進步,使得現代信息技術又反過來應用于對其本身的監管上。

(五)稅源不穩定性、數據真實性給稅收征管活動帶來影響

1.稅源高度分散性與收入波動性的稅收影響。共享經濟的優勢在于徹底盤活閑置資源,解放生產力。然而,共享經濟的分散化特點使得稅源分布呈現出高度分散性和收入波動性的特征。共享平臺的業務分布范圍廣,不局限于某一個具體的區域或特定的人群,稅源具有高度分散性。共享經濟的收入波動性特征以網絡約車業務最為典型。由于從事網絡約車業務的司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利用閑余時間兼職,他們沒有相應的勞務合同,也沒有通過全面系統的勞務登記,加之網絡約車共享平臺的準入和退出門檻較低,這就導致了網絡約車司機的停業和歇業比傳統出租車司機更加靈活,這進一步加大了稅收收入的波動性,給稅收征管和稅收穩定性帶來負面影響。

2.交易安全性與數據真實性的稅收影響。在傳統交易活動中,發票作為重要的交易憑證,能夠清楚地記錄交易雙方、交易內容、金額、日期等內容,用來證明交易發生、責任歸屬的證據并具有法律效力。而共享經濟交易活動主要依托于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交易過程中產生的交易記錄、支付信息以及憑證等都是各種電子化的數字信息。共享經濟征稅涉及一個關鍵問題,即數據信息易被篡改、破壞或隱藏。同時,平臺可能出于自身利益或者提高平臺競爭力通過修改交易數據而“隱匿”平臺或者個人的收入,這增加了稅收征管的難度。從信息不對稱性角度分析,共享平臺與政府之間數據共享水平較低,使得平臺交易的安全性、信用機制完善程度等亟待提高。此外,共享平臺還存在刷單現象,使得共享經濟交易數據的真實性存疑,稅務機關難以確定真實發生的交易額,也同樣給稅收征管帶來挑戰。

(六)共享經濟組織邊界模糊性與共享平臺稅款代征引發征管合法性爭議

傳統經濟組織結構明晰,稅務機關可以采取“以票控稅”的方式完成對經濟體納稅的監管,個人稅款的繳納依賴企業、單位等組織結構的代扣代繳。在共享經濟商業模式下,傳統組織形式的印象在逐漸淡化,交易主體、交易內容、交易方式等的改變均對稅收征管實踐帶來新的挑戰。尤其是共享經濟的發展,使得個人更多地參與到商品或服務的交易中,在交易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個人既可以是消費者,也可以是商品或服務的提供者,個人極有可能逐漸擺脫法人機構的雇傭或組織的束縛,在這種情況下,個人不再受雇于法人機構或企業,法人機構或企業也不再為個人承擔“五險一金”等社會保障。共享經濟下個體從業者提供商品或服務后,也有為被服務方開具發票的需求,一些共享平臺開始成為代開發票的平臺,甚至還有一些平臺嫁接到稅收洼地,享受地方政府給予的招商引資減免稅收或財政返還政策。從這一社會現象分析,共享平臺如果造成國家稅收大幅流失,那么共享經濟也有必要“下猛藥治理”,最起碼不能淪為稅收流失的陣地。

在現代社會中,共享平臺更多地扮演著橋梁、紐帶、服務者的形象,共享平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與傳統組織中的勞動雇傭關系差別較大,但平臺是否對個人取得的收入負有代扣代繳稅款的責任還存在爭議;共享平臺能否通過地方政府的“稅收洼地”實施超范圍的多區域的稅收代征活動,也存在對稅收管轄權的挑戰和爭議,這些現實問題也必須進一步厘清關系,區分違法與合法的界限,關注增值稅發票開具行為的合規性問題,慎重對待這些由共享經濟所引發的各類涉稅行為,既不能包庇違法活動,也不能打擊正當交易行為。

(七)共享經濟交易活動可能會誘發“交換隱形化避稅”

原始社會的經濟模式表現為“交換經濟”,即勞動者相互交換勞動成果,或者相互提供服務,但這一時期人類的交換經濟沒有貨幣在其間充當一般等價物,導致不依賴貨幣交易,只是體現為勞動成果的交換。但隨著社會經濟和商貿業的發展,原始的交換經濟被貨幣交易所取代。共享經濟時代的到來,加速推動了個體經濟之間交換活動的發展與繁榮,原始的交換經濟又以共享模式而重返人類經濟社會領域,導致勞動成果交換的隱形化,從而誘發了“交換隱形化避稅”。現階段國際上流行的電子貨幣研究與應用熱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貨幣監管形式的變化,以及人類交易依賴商品價值的計量與評估,而電子貨幣僅僅成為一種度量工具與手段,電子貨幣本身的支付過程也變成一種無紙化、依靠無線網絡傳輸,體現著主導交換經濟或市場經濟的金融、財稅管理領域的本源回歸。

 

四、共享經濟的稅制優化與稅收治理方略

(一)捕捉共享平臺交易特征推進共享經濟的稅制優化

1.建立科學包容的共享經濟稅制體系。稅制是社會經濟環境的產物,稅制的包容性和靈活性也體現為稅制本身對經濟變革的適應性程度。當出現共享經濟等新興經濟業態時,稅制或稅收政策一般采取“跟進式”調整,以實現稅制對經濟環境變遷的適應性,當然如果新興經濟模式發生跳躍式變遷,則稅制極有可能無法及時做出調整。技術革新帶來經濟社會的快速裂變,導致稅制“跟進式”調整的難度不斷加大,稅制的滯后性更為明顯,進而導致稅制的適用性減弱。為解決這一問題,需要跳出“跟進式”調整的思路,轉而采取寬泛的稅收規則以兼容各類共享經濟商業模式及交易活動,凸顯稅制對經濟變革的適應性。

2.增強稅制設計的前瞻性,引導共享經濟的健康發展。借助共享經濟的發展契機,在稅制難點與重點領域破題。比如,考慮物聯網技術突破時,以物流信息確定商品的最終消費地,將流轉稅改為消費地課征并歸屬消費地,避免稅源跨地區流動引發的收入歸屬之爭、招商引資之亂。針對共享經濟、數字經濟,還有學者提出一種新的稅制改革思路:改變未來數字經濟時代的稅制可能會導致最終放棄企業流轉稅,轉為“對自然人并依托收入和支付信息的電子化征收個人所得稅和由消費者直接繳納的真正意義上的消費稅”。共享經濟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建立個人納稅信息共享平臺,強化雙向申報制度的推廣應用,改變過去主要依靠代扣代繳的個人所得稅征管制度,擴大綜合征收的所得項目范圍,大力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更好地適應財產收入來源復雜的新局面和自由職業者興起的新形勢。

3.提高稅制的寬容度,發揮共享經濟的創新動力。深化改革是時代的呼喚,進入改革領域的“深水區”,要鼓勵創新,用財稅、經濟政策激勵創新,并且允許試錯創新與漸進式改革。因此,政府對新業態、新技術、新模式應采取鼓勵態度,進一步完善相關稅收優惠政策,激勵社會各界開展創新創業,激發出市場主體的創新動力,以創新力量驅動國民經濟的持續性增長。

4.增強稅制的普惠性,實施對共享經濟的稅收激勵。共享經濟是新生事物,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和社會價值,應該被國家鼓勵發展,而“輕徭薄賦”政策將是刺激其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引擎。由于共享經濟蘊藏著巨大的稅源潛力,采取低稅率政策符合“寬稅基、低稅率”的稅收征管改革要求。而且采用共享經濟模式的企業多為初創公司,它們不但面臨著傳統行業競爭對手的打壓,其本身也需要大范圍補貼培養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因此,政府必須采取普惠的低稅率政策以促進其初創階段的發展。基于上述原因,對共享經濟實行低稅率原則是促進共享經濟發展需求的必然選擇。

(二)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創新加強對共享平臺及個體從業者的稅收監管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以地理位置判斷納稅地點已很難適應共享經濟商業模式發展的需要。我國應進一步完善適應共享經濟發展的稅收政策、監管體系的基礎上,逐步明確共享平臺、從業人員等相關利益主體的納稅義務、課稅對象、適用稅率等稅收要素,完善對共享經濟的系統性、有效性稅收監管。同時,在稅收征管、稽查領域引入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加強對網絡經營地理區位的定位與網絡經營合法性的監控,并結合我國推行的納稅人統一識別號制度,為全國范圍共享經濟平臺及個體從業者建立涉稅信息檔案,將共享平臺、個體從業者及其共享平臺其他相關的利益共同體的交易納入稅務管理體系,完善國家統一的自然人稅收監管機制;并利用區塊鏈技術實現經營活動信息及涉稅信息的真實性和不可篡改性,利用大數據技術實現多種涉稅信息的集成,將稅務監管與第三方支付平臺有機結合起來,即通過第三方支付平臺的網絡接口識別業務發生的具體地理位置,以有效解決稅收管轄權與網絡經濟的沖突問題。

(三)引入批量評估技術推進共享經濟的稅基評估方法創新與應用

批量評估(MassAppraisal)是20世紀70年代在國外逐步興起,并已具有很大影響力的新型評估模式。針對現階段我國共享經濟發展狀況,就稅基評估價值類型選擇而言,應當選擇“市場價值”或者“課稅價值”作為其評估結果的價值類型。原則上,“課稅價值”應當以市場價值為基礎確定,但它可以高于或低于市場價值,也可以是市場價值的某個百分比。

根據共享經濟自身的特點及其對稅基評估的影響,考慮到批量評估的要求,共享經濟稅基評估的基本模型應該符合“基礎價值+個別因素調整值”的整體框架。“基礎價值”是稅基評估模型中所要確定的稅基價值的基本部分,在共享經濟稅基評估中主要指每一筆共享經濟業務的基礎產品或服務的價值。在共享經濟模式中,這個基礎價值主要指的是服務費用。以滴滴出行為例,滴滴平臺為乘客和司機搭建共享交通服務平臺。乘客接受交通運輸服務后,將費用支付給滴滴平臺,滴滴平臺扣除相應交易提成后,將剩余款項轉付給司機。這里的交易款項即服務費就是“基礎價值”;“個別因素調整值”是指超過共享經濟稅基評估基礎價值以外的部分。基于共享經濟的“基礎價值”,在對“基礎價值”偏離價值類型(目標)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從而得到“個別因素調整值”。

 

 

 

 

 

【主要參考文獻】

[1]        蔡昌,張立球,黃潔瑾等.走出真空地帶的共享經濟神器[J].首席財務官,2018,(01).

[2]        黃輝煌.我國C2C電子商務稅收管理的幾個問題[J].稅務研究,2015,(03).

[3]        張斌.數字經濟對稅收的影響:挑戰與機遇[J].國際稅收,2016,(06).

[4]        楊金亮,陳義忠,孔維斌.分享經濟對稅收的影響及稅收應對[J].稅務研究,2017,(05).

[5]        蔡昌.互聯網稅收生態:共生、博弈、演化[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7.

6      EggertJesseChien.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J.International Tax Review2016,(04.

 

蔡昌,男,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稅務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后合作導師,中央財經大學稅收籌劃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理事,國際注冊高級會計師(ICSPA),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后,美國斯坦福大學、克萊姆森大學高級訪問學者。兼任國家稅務總局“全國稅務領軍人才”導師、 澳門科技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閩江學者講座教授,“中國稅收與法律智庫”編委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生院稅務碩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廈門大學、上海國家會計學院客座教授。在《人民日報》 《稅務研究》《財政研究》《商業會計》等報刊發表論文100余篇,出版專著10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國家稅務總局研究項目8項,榮獲“鄧子基財稅學術論文獎”,入選“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項目。主要研究領域為稅收理論與政策、稅務會計與稅收籌劃、稅收契約與產權稅收學。

文章刊登于《商業會計》2020年3月第5期

共享經濟的稅收治理難點與治理方略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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